比较中、西几本历史语言类书的写作

最近读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大量“硬核”知识非常有价值。例如，中古“蒙”的音是“莫红切”，取“莫”的声母和“红”的韵母和声调，照说“蒙”应读为[我用拼音表示]móng，但今天的普通话读为méng，作者解释这是因为反切上字“莫”的声母是唇音，因此被切字的韵母就要改ó为é。如果这种中古音规律只有几条（像中古英语过度至现代英语时经历的母音大推移那样）那我们可以都记住，但书中讲述的规律或规则实在太多，非专业读者很难强记。

这让我想到1878年牛津大学Clarendon Press出版的Auguste Brachet《An Etymological Dictionary of the French Language》（法语词源词典）。该书前128页罗列了284条音变规则，而词典正文仅400余页。这本书与有史以来任何词源词典不同之处是，所有作者能识别其词形演变的词都指出了每个演变符合284条规则中的哪一条。例如oui（“是”）来自拉丁语hoc，形成古法语o，其中丢失词首h见规则134，丢失词尾c见129，…。我曾花大力气通读过284条规则，但基本无法记住。多亏这位自学成才的天才词源学家Brachet先生发明的编纂方法，使我们查阅某个词的词源时顺便读到对某条具体规则的引用，从而增加了对音变规则的、带案例的、反复的记忆，久而久之大部分重要的规则也就铭记于心了。可惜的是，他的方法据我所知没有被任何后辈继承；我们现在从词典中读到的仅仅是演变的结论，如拉丁hoc>古法语o>法语oui，你必须通过其他资料才能得知为什么会有这些变化。回到李新魁《汉语音韵学》：假如作者或他人有心，这本书可以增加一个较长的附录，按拼音（或笔划）列出所有书中被讨论或提到其音变的字，并指出它经历的音变符合哪一条规则。如果要节省篇幅，至少可指出该规则在正文中的页码。

Brachet的《词源词典》古今中外似乎不见第二例，但西方出版的历史语言学类书大多有这样一个特点：书中被讨论过的词单独有一个索引（独立于general index）。例如在内容和形式上与李新魁《汉语音韵学》非常接近的Ralph Penny《A History of the Spanish Language》（西班牙语历史），书末general index前附加有一个长达50页的word index，可根据索引指向的页码检索书中所有讨论或提到过的五千多个西班牙语词。

一件有趣的事是中文书被西人译为西方语言时译者增加了这样的索引。裘锡圭《文字学概论》是中文文字学中的顶级权威著作，虽然我们可以通读一遍，但除非是文字学家，读后许多细节都容易忘记，我们就不妨把它用作工具书。可喜的是，马几道（Gilbert Mattos，1939-2002）对该书作英译时增加了索引，将书中所有被讨论的字纳入其中，该书出中文修订版时出版社显然感觉到它的好处，便参照英译本的这个索引添加了对这些字所作的中文索引，从而大大增加了这本书的实用价值：毕竟许多读者并不一定想全面了解中文文字学的理论，而只想把它用作查阅字源的工具书（但它又比真正的字源字典讲解得更全面而且有上下文）。西方人对这类书编索引而中国人不作，这除了源于西方对非虚构类书作索引的习惯，也大概反映了中、西方的读书传统：中国人强调博闻强记，而西人虽也重视博学，但对能省力的技巧例如索引绝不放弃采纳。中国与西方比，相对不甚重视索引，中国老一辈大学问家能整篇背诵大量经典，索引就无足轻重了。但我们是21世纪的读书人，信息和知识暴涨，而时间和生命有限，因此越来越多的书将从通读类变为工具查阅类。也许在不久的将来，越来越多的非虚构类中文书都会像西文图书那样附有索引，而历史语言类书甚至还会出现一个单独的词汇索引。

2022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