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季羡林讲佛教》

[《季羡林讲佛教》，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1版]

1. “佛教”的“佛”字的出现

该书收十五篇文章，大部分属论文性质，其中近一半的论文需要熟练掌握梵文、吐火罗文等才能读通。我虽对这些语言毫不了解，但兴趣不减。这世界上不懂这些语言而又一个段落也不跳过读完季先生满目“天书”几篇大作的也许就我一人。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佛”字和Buddha这个词。想必写于1947年的《浮屠与佛》和1989年的《再谈“浮屠”与“佛”》是季先生论文中引用率相当高的，也是这本书里我花时间最多的。我就想知道，他是怎么从中文“佛”字的产生推论出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能从历史语言研究引申出这样宏大的结论是何等的高妙！

“佛”字在《诗经》里已经出现（如“佛时仔肩”）。但作“佛教”的“佛”只能产生于佛教传入中国时。首先，季先生反对“佛”是“佛陀”的缩写。除了他列的几本书外，我查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发现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过季在另外的地方说丁的书是抄袭织田得能的，很可能确实如此）。理由是，最初翻译的字或词应该与原文发音很接近，假设Buddha直接音译为“佛陀”，中国人缩写其为“佛”，这不但与原文发音差得远，而且也有亵渎圣名之嫌，加之稽考历史文献，“佛”反而早于“佛陀”。

季先生认为，“佛”字不源于梵文，而是吐火罗文。我不妨用这个公式来表示:

  （a） 吐火罗文B（即龟兹文) pūd或pud → （b） 吐火罗文A（即焉耆文) pät → （c） 吐火罗文A ptā

“佛教”的“佛“字是在（a）或（b）时产生的，（c）的ptā才相当于梵文的Buddha（读音接近，你试着读一读，如果p和t都不省掉的话）。为什么“佛”来自吐火罗文而不是梵文，我反复读73至75页，季先生似乎并没有说明。我的理解，那是因为在吐火罗文里是单音节的字pūd或pud（或pät）而梵文是双音节Buddha，中文的单字“佛”当然是单音节，与吐火罗文更接近。其实这个观点的萌芽出自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 Lévi），季先生加以发挥、深化、明确化了。今后有时间把烈维的文章找来看看。

后面季先生用大量篇幅解释为什么中文“佛”古音but是浊音（b），而吐火罗文是清音（t），最初的译者应该不会用浊音译清音的。最关键的论据是“佛”的古音其实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作入声读时是浊音，读去声时是清音。季先生先一直用高本汉的古音，高氏只有浊音。“佛”字的产生之初当读清音，正好在声母、韵母上均与吐火罗文相符！不过，季先生1989年的《再谈“浮屠”与“佛”》推翻了他对清浊音的解释：“佛教”的“佛”字不是去声清音，它就读浊音，其来源为伊朗波斯族的文字，在那里本来就是浊音！这后一篇文章同时还推翻了他早先佛教“直接”传入中国说，不过，他说

佛教传入两阶段说仍然维持。我用公式来表达： 
　　 (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佛

2. 其他

上面就像不用数学讲量子力学似的科普短文，不过不是专家写的，谬误难免。说点轻松的。

季老的朴实是举世瞩目的，文风亦如此，几乎每一个论点都讲得让人心服口服。如释迦牟尼为什么与商人关系密切，三大宗教中为什么唯有佛教才有倒流现象（从中国流回发祥地印度）。季先生1949年后似乎真诚地在研究中溶入马恩思想，尤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这遭来一些海外（包括海峡对岸）中国学者的负面评价。但诚实地说，季先生偶尔应用的马恩观点还都恰到好处，没有强迫自己的痕迹。海外学者也许见惯了学识浅薄而动辄马列的大陆文史工作者，因而在臧否人物时不加鉴别地放任自己的条件反射。（我80年代在北京读哲学研究生，见过许多这样的“研究”者，不过他们一般都人品不错。）说到人品，记得曾读到一篇说季羡林写《泰山颂》极尽阿谀之能事的短文，我非常惊讶，也为季老惋惜。但找来《泰山颂》一读，发现根本没有为当政者歌功颂德的意思，反而觉得是一篇典雅的散文或骈文。

据《管锥编》的英译者艾朗诺（Ronald Egan）说，钱钟书不愿作时下流行的见林不见树的“研究”，因此反其道行之。在历史研究领域，我个人用类似的方法评价人（呵，不是说我有那才华）：如果某人不曾做过有分量的“琐碎”的考证工作，他的高瞻远瞩的大论就不必看了。季先生没有写《中国 . . . 史》，但假如他写了这本书，那可能是上等的；而如果某人没有见树不见林或不必见林的研究，假如他写了《中国 . . . 史》或《中国 . . . 文化 . . . 》，那一定是平庸的。说到这里，我想起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时经常感慨惋惜的一件事：假如他辞世前写一本《中国 . . . 史》多好。同样的话可用于季老。

2011年7月
纪念季羡林大师逝世两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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