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季羡林讲佛教》

[《季羡林讲佛教》,中国社会出版社2009年第1版]


1. “佛教”的“佛”字的出现

该书收十五篇文章,大部分属论文性质,其中近一半的论文需要熟练掌握梵文、吐火罗文等才能读通。我虽对这些语言毫不了解,但兴趣不减。这世界上不懂这些语言而又一个段落也不跳过读完季先生满目“天书”的几篇大作的除了我还有人吗?我最关心的问题是“佛”字和Buddha这个词。想必写于1947年的《浮屠与佛》和1989年的《再谈“浮屠”与“佛”》是季先生论文中引用率相当高的,也是这本书里我花时间最多的。我就想知道,他是怎么从中文“佛”字的产生推论出佛教是怎样传入中国的。能从历史语言研究引申出这样宏大的结论是何等的高妙!

“佛”字在《诗经》里已经出现(如“佛时仔肩”)。但作“佛教”的“佛”只能产生于佛教传入中国时。首先,季先生反对“佛”是“佛陀”的缩写。除了他列的几本书外,我查丁福保《佛学大辞典》,发现他也犯了同样的错误(不过季在另外的地方说丁的书是抄袭织田得能的,很可能确实如此)。理由是,最初翻译的字或词应该与原文发音很接近,假设Buddha直接音译为“佛陀”,中国人缩写其为“佛”,这不但与原文发音差得远,而且也有渎圣名之嫌,加之稽考历史文献,“佛”反而早于“佛陀”。

季先生认为,“佛”字不源于梵文,而是吐火罗文,不妨用这个公式来表示:

(a) 吐火罗文B(即龟兹文) pūd或pud → (b) 吐火罗文A(即焉耆文) pät → (c) 吐火罗文A ptā

“佛教”的“佛“字是在(a)或(b)时产生的,(c)的ptā才相当于梵文的Buddha(读音接近,你试着读一读,如果p和t都不省掉的话)。为什么“佛”来自吐火罗文而不是梵文,我反复读73至75页,季先生似乎并没有说明。我的理解,那是因为在吐火罗文里是单音节的字pūd或pud(或pät)而梵文是双音节Buddha,中文的单字“佛”当然是单音节,与吐火罗文更接近。其实这个观点的萌芽出自法国学者烈维(Sylvain Lévi),季先生加以发挥、深化、明确化了。今后有时间把烈维的文章找来看看。

后面季先生用大量篇幅解释为什么中文“佛”古音but是浊音(b),而吐火罗文是清音(t),最初的译者应该不会用浊音译清音的。最关键的论据是“佛”的古音其实不止一个,而是两个:作入声读时是浊音,读去声时是清音。季先生先一直用高本汉的古音,高氏只有浊音。“佛”字的产生之初当读清音,正好在声母、韵母上均与吐火罗文相符!不过这里我想,中文音译清浊混淆并非没有发生过。最早译英国Francis Bacon的是水天同吗?他为什么译培根而不是浊音的(例如)贝根?难道水先生用了他的家乡话,其中”培“读若bei?反过来,他为什么译con为根而不是清音的(例如)肯?这样的例子应该不少。其实,季先生1989年的《再谈“浮屠”与“佛”》推翻了他对清浊音的解释:“佛教”的“佛”字不是去声清音,它就读浊音,其来源为伊朗波斯族的文字,在那里本来就是浊音!这后一篇文章同时还推翻了他早先佛教“直接”传入中国说,不过(按原话)

佛教传入两阶段说仍然维持。我用公式来表达: 
   (1)印度→大夏(大月支)→中国 
   buddha→bodo,boddo,boudo→浮屠 
   (2)印度→中亚新疆小国→中国 
   buddha→but→佛
中间的论证我就不重复了,总的说来还是比较好理解。我只是想说,跟踪历史文献的用词,尤其是翻译词,我们就可以大致勾画出被翻译的外来文化的传播途经。这是非常有意义的工作,而且是行之有效的研究方法。


2. 其他

上面就像不用数学讲量子力学似的科普短文,不过不是专家写的,谬误难免。说点轻松的。

季老的朴实是举世瞩目的,文风亦如此,几乎每一个论点都讲得让人心服口服。如释迦牟尼为什么与商人关系密切,三大宗教中为什么唯有佛教才有倒流现象(从中国流回发祥地印度)。季先生1949年后似乎真诚地在研究中溶入马恩思想,尤其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一说。这遭来一些海外(包括海峡对岸)中国学者的负面评价。但诚实地说,季先生偶尔应用的马恩观点还都恰到好处,没有强迫自己的痕迹。海外学者也许见惯了学识浅薄而动辄马列的大陆文史工作者,因而在臧否人物时不加鉴别地放任自己的条件反射。(我80年代在北京读哲学研究生,见过许多这样的“研究”者,不过他们一般都人品不错。)说到人品,记得曾读到一篇说季羡林写《泰山颂》极尽阿谀之能事的短文,我非常惊讶,也为季老惋惜。但找来《泰山颂》一读,发现根本没有为当政者歌功颂德的意思,反而觉得是一篇典雅的散文或骈文。

好像《管锥编》的英译者Ronald Egan说,钱钟书不愿作时下流行的见林不见树的“研究”,因此反其道行之。在历史研究领域,我个人用类似的方法评价人(呵,不是说我有那才华):如果某人不曾做过有分量的“琐碎”的考证工作,他的高瞻远瞩的大论就不必看了。季先生没有写《中国 . . . 史》,但假如他写了这本书,那可能是上等的;而如果某人没有见树不见林或不必见林的研究,假如他写了《中国 . . . 史》或《中国 . . . 文化 . . . 》,那一定是平庸的。说到这里,我想起读《陈寅恪的最后20年》时经常感慨惋惜的一件事:假如他辞世前写一本《中国 . . . 史》多好。同样的话可用于季老。

2011年7月
纪念季羡林大师逝世两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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