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文学中男人的泪

古诗文中常能读到男子流泪或涕（后者兼作鼻涕，但多作泪解）。上可追溯到屈原“望长楸而太息兮，涕淫淫其若霰”（《楚辞·九章·哀郢》）[注1]。而至唐诗人中尤甚，如白居易“淒淒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琵琶行》），李白“金龟换酒处，却忆泪沾巾”（《对酒忆贺监二首其一》），迄宋则如“读诸葛亮《出师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密《陈情表》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愈《祭十二郎文》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原出宋·安子順，一说宋·趙與時）。让人迷惑的是，“男儿有泪不轻弹”岂非古训或对当时事实的描述？屈原、白居易、李白诗、赋中的落泪并非出于如丧考妣的悲痛，何以涕淫淫、湿青衫？由此想到西洋文史中相关的记录。据波伏娃《第二性》，法国政治家、浪漫派小说家邦雅曼·康斯坦（Benjamin Constant，1767-1830）、哲学家狄德罗（1713-1784）“时常泪如泉涌（used to pour out floods of tears），后来，男人哭泣不再时髦，他们就不哭了”[注2]。有人考证“男儿有泪不轻弹”原出元·李泂《双调夜行船·送友归吴》：“丈夫双泪不轻弹，都付酒杯间。”[注3]。李与康斯坦、狄德罗的年代差四百年，或许文明进步到一定阶段，成年男子的泪便失去了吸引力，好比长大的孩子不能再靠哭闹吸引父母的注意。如此，几个世纪前的文人们恐怕也多为增文采而强说愁、少因生理机能而泪沾巾吧！

—————————————————
[注1] 网友zqc4124指出《周易》中也有：“乘馬班如，泣血慩如”（屯卦第六爻）；“齎咨涕洟无咎”（萃卦第六爻）。《周易》大致成书于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
[注2] “This effect of education, or custom, is indeed evident, since in the past men like Benjamin Constant and Diderot, for instance, used to pour out floods of tears, and then men ceased weeping when it became unfashionable for them.” Simone de Beauvoir, The Second Sex, Parshley tr., p.608.
[注3] 感谢网友d_a_a_d指出。

See also
Katherine Harvey, Episcopal emotions: tears in the life of the medieval bishop

—————————————————
网友江河清湛评论：
主要看到的都是文人轻哭，“造分手而衔涕”，“江州司马青衫湿”，“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多是感情上的浪漫和寄托，是率达而非怯懦的表现。杜甫也有“初闻涕泪满衣裳”，感情上是很浪漫而且属于文人的。文人轻哭则民间的男人或许也没那么矫情于哭是怯懦的。至于之后关于“有泪不轻弹”这样的句子，多分析几个吧，我读的不多，不好说是什么样子的。文学体裁的起落和世俗化过程，元明以后现实主义进程我也只能说……略略感觉……有关系吧……再到后现代主义解构又有了新的表现。

yong321回复江河清湛:
你的意思我能理解，而且思路很好：从楚辞到元明时代的文学，浪漫主义盛行，文人落泪正是其表现，与怯懦无关。明以后，现实主义逐渐占主流，文人的泪就不再“时髦”了（波伏娃的用词）。多谢！不过将浪漫的泪与怯懦的泪分开，现代人看来颇为牵强，所以怀疑这岂不是借口。

网友江河清湛：
如果是说文明进展到成熟而学会从功利性角度理解了“哭”的意义的话，似乎有点认为当今文化比过去更理性的意思，可实际从群体表现的宏观视角看，应该一直是理性而功利的，......而“哭”实际应该是一个“士”在“文”顶端思考的表现结果，而沉淀在当时文化里也是认为“哭”只是普通情绪的宣泄和表达而已，前后应该都不是带有目的性而是手段性、表达性。

2017年3月

—————————————————
[2021年6月增补]
钱钟书《管锥编·二一五·全梁文卷五一》（周振甫加小标题“别泪”）：“窃谓哭不仅为死丧之仪，亦复为生别之仪……送别必泣，昉自晋世”。引《三国志·魏书·吴质传》裴注引《世语》，讲魏王（曹操）出征，吴质对曹植耳语“王当行，流涕可也”，曹植“泣而拜”。
又：送别时流泪只是江南风俗。《颜氏家训·风操》：“江南践送，下泣言离。……北间风俗，不屑此事；歧路言离，欢笑分首。”
又：《孔丛子》：“泣者…有二焉：大奸之人…；妇人、懦夫”。沈德符《野获编》：“古人云：‘妇人以泣市爱，小人以泣售奸’”
又：“哭泣可为士宦之终南捷径，始著于《汉书·王莽传》”

—————————————————
[2024年9月增补]
波伏娃说法国小说家康斯坦(1767-1830)、哲学家狄德罗(1713-1784)“时常泪如泉涌，后来，男人哭泣不再时髦，他们就不哭了”。张爱玲《更衣记》“直到十八世纪为止，中外的男子尚有穿红着绿的权利。男子服色的限制是现代文明的特征。”张认为十八世纪男子的服装仍然可红可绿，波伏娃说十八世纪的男子仍可大哭，后来两者都变了，估计改变的时间在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时间上基本吻合。这只是巧合，还是有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