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霍尔1954年的一篇文章《日本历史学》摘译

约翰·惠特尼·霍尔（John Whitney Hall，又译赫尔）（1916-1997），在东京出生于赴日本的传教士家庭，维基百科称他是“日本研究领域的先驱，他那个时代最受尊敬的日本史学家之一...成为前现代日本史的权威”。霍尔的书《日本：从史前到现代》于1997年北京商务印书馆出版。我在一本1954年出版的《Teachers of History: Essays in Honor of Laurence Bradford Packard》一书中找到霍尔的一篇文章《Historiography in Japan》(日本历史学)，感觉其中一些段落颇有意义，兹摘译如下，以飨读者。方括弧中文字是我的译者注，所有“现代”一词（modern）也可能指近代。

最近，美国人失去了可涉足研究的中国，正好将我们的东方学专家的注意力转向远东剩下的友好之地，尤其是日本。这个新的注意力焦点早就该到来。过去，中国学传统使得它的伙伴日本学非常地黯然失色；西方世界主要研究中国和中国人以获得东方历史和文化的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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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史学方法传入之前，日本史依三个不同的传统展开，我们可称为本地（神道）、中国（或儒教）、佛教。...本地和佛教学派倾向于为政治或宗教的目的而歪曲历史事实，但中国学派总的说来产生出高度客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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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浪漫的作品[指《古事记》、《東鑑》等]...对严谨的史学家来说价值有限。毫无疑问，有历史可靠性的本地式作品是那些家谱和家庭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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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十六世纪佛教的衰落，史学的佛教学派最终消亡。...1600年徳川幕府建立霸权后的和平和繁荣促进了儒教的扩散和所有领域学术的发展...《本朝通鑑》（1670）由受官方亲睐的儒家学者林鹅峰学派编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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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日本的一些特别手稿收藏早于十七世纪，但主要是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的现代图书馆才得以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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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十八世纪，学者们的研究不再局限在狭隘的宫廷圈子里，或限于中央军事政府所支持的个人。超过250位封建君主中，几乎所有人都以某种方式赞助艺术、文学和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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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时期的头三十年，基本到1900年止，当然是过渡期。这个时期大多数历史学家继续用老的中国方式写作，而其他人对从国外学来的方法进行了实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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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这些编纂中最雄心勃勃、最有用的是《古事類苑》，这是用中国方式写出的里程碑式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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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著作中]首先吸引日本人注意的是自由派哲学家穆勒和斯宾塞...1870年代的两本著作，福澤諭吉《文明论概略》（1875）和田口卯吉《日本開化小史》（1877）开始了日本历史学的现代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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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6年，东京大学开始有德国历史学家路德维希·利斯[Ludwig Riess，又译里斯，原文误作Reiss]（1861-1928）的历史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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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日本历史学术的第二个阶段在二十世纪的前四十年。这期间，作为科学的历史学日臻成熟，粗略地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1）现代史学方法的产生，（2）日本文明的某些特定机构和方面的专题研究的写作，（3）普通历史考察的准备工作，和（4）参考书和原始资料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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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历史研究领域长期的学术宁静在1930年代终于被打破。...日本学者越来越卷入意识形态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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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以前的著作中罕见的纪实性的脚注和索引开始被广泛使用。[杂志出现年度总结和论文索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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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代后期，日本开始在大陆扩张，并滑向太平洋战争，它的学术界也就在左和右两个势力之间拉扯。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本来在二十世纪就有苗头，现在业已迷住了当时多数最活跃的作者。...三十年代中以后，公开宣称马克思主义信仰日渐减少，尽管在日本知识界暗地的同情仍然很强烈。
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作品越来越多。由扩张主义的大环境煽动，或政府和公众舆论压力的威胁，许多史学家投入到无谓的宣传中。三十年代后期，我们看到许多关于日本国家的独特性（国体）和它过去的军事品德（武士道）的作品...普通历史题材的书变得不可靠。不过可喜的是，主要的历史杂志继续发表客观、高学术水准的文章，当然比先前少了很多有争议的主题。...到1945年，战争结束，日本史学界几乎有两年时间没有任何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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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卫道士学者的清洗给大学带来了一大批新的年轻人，而[美国]占领军当局对日本人许可的言论自由鼓励了日本知识界激烈的偶像破坏运动。[但]很快大家认识到，这些新学者许多都持有马克思主义信仰...在历史领域，战后的第一波主要就是这些人的活动。...整个来说，战后初期的历史文献是短命的，它们很多都是在仓促中为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写作的。...到1951年底，日本历史学家再一次发表出高质量、高客观性的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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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52年，接近战前1930年代的出版水平已经达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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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后最杰出的作品也许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世界歷史事典》（1951-）。该书计划共出十九卷[实际出版了25卷？]，将对日本、中国和邻近国家、印度和近东、欧洲和美洲给予同样的篇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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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领军也在日本人中强行刺激了新思想和新感情。从前被忽视或回避的课题--尤其在日本现代政治史领域--现在可以研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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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马克思主义的公式代替扎实的研究的倾向仍然很强，但正在减弱。这是让人鼓舞的信号，特别是在像京都人文科学研究所那样的机构，在那里，日本学者很清楚，针对历史学家必须面对的复杂问题，没有方法论上的万能药。

2012年7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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