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管锥编》阅读笔记数则

钱钟书《管锥编》阅读笔记数则

2022-07

钱钟书《管锥编》读书笔记两则

1. 大秦不是中国

《管锥编·史记会注考证·三五·李斯列传》引古希腊智辩家Philostratus《情书》以申说李斯谏逐客之言：
“好物多不能本地自給，雨降於天，河流自海，織錦出諸大秦（the woven fabrics of the Chinese），此類皆不以非土産而遭擯斥，人也亦然，故身雖異族，勝於當方（Better too is the foreign lover）。”
钱钟书不通希腊语，他注明以上段落引自英语Loeb古典丛书，其中的英译“the woven fabrics of the Chinese”也出现于希腊籍学者乌普萨拉大学Pontoropoulos博士2019年的论文，因此译文可靠。其中“Chinese”对映Philostratus的古希腊原文Σηρῶν，可拉丁转写为Sirón，是Σήρ (Ser)的复数属格，该词一般认为源于中文词“丝”，用来指称中国。

但是，钱钟书英译汉时将“Chinese”译作古雅的“大秦”，这至少是引人误解的。“大秦”为中国古代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从汉代到明代均有使用，但由于对罗马帝国疆域的了解有限，在某些语境中该词也可理解为今日的西亚尤其是叙利亚。而从古希腊人的角度，他们知道丝绸来自东方，其地被称作Seres，大致为今天的中国西北，指称西亚的可能性很小。假如将“woven fabrics of the Chinese”说成是“織錦出諸大秦”，相当于现代汉语说“织锦出自古罗马”、或“织锦出自西亚”，这显然不是Philostratus的意思，他出生于公元二世纪，正是罗马帝国时代，显然知道织锦或丝绸不产于本地。我猜测钱钟书一时疏忽，译“Chinese”为“大秦”也许是将它比作唐朝人自称本朝时代或国的疆域为“大唐”、清朝人自称“大清”？但无论秦朝或不分朝代的中国古人并未自称中国为“大秦”，况且“大秦”一词已有专用，不应随意改变其指称。

2. 文明与文化：指称的对调

今天我们通常理解文化更具物质性、文明具精神性，如我们说“良渚文化”、“大汶口文化”而不说它们是文明，而“中国文化”、“中华文明”均可，因为一般认为文明至少应有较为成熟的文字等等，较文化更高级。《管锥编》在该节（其实在同页同段落）引用瑞士犹太哲学家Michael Landmann的文章《文化哲学》：
“‘衣服食用之具’，皆形而下，所谓‘文明事物’（die Zivilisationsgüter）；‘文、学、言、论’，则形而上，所谓‘文化事物’（die Kulturgüter）：前者见异易迁，后者积重难革，盖事之常也。”

很明显，Landmann的观点——大概钱钟书也认可——与我们现在的理解刚好相反。这里不是说哪一方正确或错误，只是指出语言词汇的变迁。据各种资料介绍，Landmann（1913-1984）是上世纪哲学家中不甚有名的一位，他的文章收入Fritz Heinemann《二十世纪哲学》中，据Heinemann的介绍是一篇短文，可惜暂未搜到原文以核对。

2022-07

钱钟书读书多，读书笔记也多、且奇。他经常罗列、考证一些常人毫无兴趣的奇谈怪论，兹举一例。在《管锥编·左传正义·五三》中，引《参同契》“男生而伏[男人生下来时伏着身体]，女偃其躯[女人则仰着身体]，及其死也，亦复效之”，又举苏轼《志林》“男子之生也覆，女子之生也仰，其死于水也亦然”，并指出“西方传说适反”。举达芬奇笔记“A dead Woman lies face downwards in water, a man the opposite Way.”紧接着说，Cf[参考]马克·吐温《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中一句话“I knowed mighty well that a drownded man don't float on his back, but on his face”.

显然马克·吐温所说与达芬奇相反，而与《周易參同契》和苏轼一致：男子死于水俯身、而女子仰面。另据people.howstuffworks.com/drowned-women-always-float-face-up.htm
“One piece of American folklore usually passed around as fact is that drowned women always float faceup”
其中提到马克·吐温的说法，但也引英国作家Aldous Huxley[奥尔德斯·赫胥黎]的诗“[如果你一个女子不幸溺水]Your maiden modesty would float face down”，与达芬奇的说法吻合，只是作为诗人的他还添油加醋地说女子面朝下是因modesty[端庄]。

无论如何，钱钟书“西方传说适反”都不妥，因为西方两说兼有。不过，无论东、西，民间传说都不严谨。以上网文看来支持马克·吐温的说法，并试图做一种解释：
“The majority of drowned bodies initially float facedown, due to the weight of the arms and legs dragging the body downward. However, people with excess fat in the breasts or stomach may float faceup — making it more likely that women might float faceup more than men.”[大多数溺水者最初会面朝下漂浮水上，因为手臂和腿的重量将身体向下拖。然而，乳房或胃部脂肪过多的人可能会脸朝上——这使得女性比男性更容易脸朝上。]
这篇文章所说与中国古代传说吻合，似乎也有道理，但很遗憾，与其他网文类似，并无科学文献佐证。博学如钱钟书，对这类可做验证的问题他居然没想到考诸科学，我们还是留待法医专家指教吧。

2022-05

两意“同时合训”、Aufheben、哲学语言

据钱钟书，“黑格尔尝鄙薄吾国语文，以为不宜思辨；又自夸德语能冥契道妙，举‘奥伏赫变’（Aufheben）为例，以相反两意融会于一字…黑格尔谓其蕴‘灭绝’与‘保存’二义；顾哲理书中，每限于一义尔”。随后举康德《人性学》、席勒《论流丽与庄重》等段落为例，文中该词只有“灭绝”一个意思。再举席勒《美育书札》（他的“奥伏赫变”同时有“合并”与“会通”两意）、谢林《超验唯心论大系》（他的“奥伏赫变”“与‘解除’并用。以指矛盾之超越、融贯”）为例，认为该词“均同时合训，虚涵二意，隐承中世纪神秘家言…语出双关，文蕴两意，乃诙谐之惯事，固词章所优为，义理亦有之”。[1]

评：
有些语言中能找到这样的多义词，其中两个意义互相矛盾[2] ，但是它在某个具体语境中几乎无一例外都只取一个意义，假如两个意义兼有，一般是作者故意使用了双关。德语aufheben的多种意义中的确有互相矛盾的意义：“取消”；“保存”。但在实际使用中几乎不可能混淆：“取消”义用于非物质事物（如“法律”这个概念），“保存”义用于物质事物（如“一本法律书”）[3] 从钱钟书所引的黑格尔对这个词的使用不容易看出黑格尔是否在具体语境中“限于一义”还是像双关语那样“同时合训”（两个意义同时兼用），但他引康德《人性学》、席勒《论流丽与庄重》都是前者，而席勒《美育书札》和谢林《超验唯心论大系》的两例他认为是后者。席勒是文学家，《美育书札》基本是文学，用双关语以增加文采或趣味无可厚非。但谢林是哲学家，《超验唯心论大系》是哲学著作，他真的用了“同时合训”的双关语？哲学虽异于文学与科学，但在两者之间，它更接近科学，因为它毕竟是学问，是人文研究，尽管抽象的概念往往使得精确表达很困难，但作者的写作是以精确为目的的，不会故意追求模糊，否则便是文学尤其是诗了。

有一本书的脚注[4]说“目前汉语中流行朱光潜教授将德语Aufheben译为‘扬弃’，但基于德语中有三层意思：a.取消，b.保存，c.升华，‘扬弃’却只包含上述第一和第三种含义，而黑格尔是在兼顾这三种意思而形成其辩证法的重要概念…”。如果黑格尔故意作“同时合训”，并以此炫耀他的哲学的高妙，那么我们实在不必继承，因为他对aufheben的用法与该德语词的实际使用（具体语境中限于一义）是冲突的，并且那种中世纪神秘家的写作风格早已过时。列举中国典籍中“同时合训”的例子以证明黑格尔对华夏文明的无知也大可不必了。

[1]《管锥编·周易正义一·论易之三名（一字多意之同时合用）》
[2]见维基“自反意語”条，或英语auto-antonym、autantonym或contronym
[3]https://en.wiktionary.org/wiki/aufheben 用法注，及https://forum.wordreference.com/threads/aufheben.3937898/ 的讨论
[4]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构建》https://www.weibo.com/6539767762/LtL8xv72N 也许原出《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期31页

补：最后一段取自张世明《法律、资源与时空构建》。“扬弃”是新造词，一般认为含取消、保存两义，或取消、保存和升华，发扬+抛弃，很好地体现了黑格尔同时合训的用法(不知为什么作者认为不含保存义)。无论如何，哲学家挪用普通词赋予新用法或意义是恶习，好在现代已不多见

网友推荐王晓丰、文炳《Aufheben中译探究：从康德到黑格尔、马克思》https://mp.weixin.qq.com/s/wjo4MDlm_ui4dPm2Yv8gyg

2021-11

先看一则笑话：
“一年有365天，52星期，你每星期有2天假期，剩下261天可用于工作。
每天有16个小时不在工作，所以你已经用完了170天，只剩下91天可用。
你每天花30分钟休息比如喝咖啡，相当于一年中的23天，那么还有68天可用。
每天一小时的午餐时间，你又用掉46天，只剩下22天可以工作。
你通常每年有2天请病假。这让你只有20天的时间工作。
每年有5个节假日，因此你的可用工作时间减少到15天。
我们慷慨地给你每年14天的假期，那么就只剩下一天可以工作，如果你还要在那一天休假，我[你的老板]会被诅咒！”[注]

再来看成书于二世纪的佛经《六度集经》：“百岁之中，夜卧除五十岁，为婴儿时除十岁，病时除十岁，营忧家事及余事除二十岁，人寿百岁才得十岁乐耳。”

《六度集经》那段话似乎从未被人当作笑话，也无人有心指出其中谬误，即：如果夜卧除掉一半时间（古人日入而息，姑且认定1/2而不是1/3时间在睡觉），那么在100年寿命中剩余的50年中，是婴儿（“婴儿”不妨理解为广义的“儿童”）的时间也不能再除掉10岁，而应该是5岁，因为其中睡眠时间已经减掉了，同理，生病应除去5岁而不是10岁，“营忧家事及余事”除去10岁而不是20岁。因此，百年寿命仍余有30年的完全不睡觉、不生病、不为杂事奔波困扰的青壮年时间，这30年仅不睡觉一项即可大大增加工作效率，更不必说无病、无琐事缠身的快乐生活。

《管锥编·列子张湛注·八·杨朱》引该佛经片段作为《列子》“杨朱”篇文的补充：“得百年者，千无一焉。设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孩童与衰老糊涂]，几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消除]，昼觉之所遣，又几居其半矣…”。钱钟书引用的其他典籍，如果做了这种算术，多半都没有算对。但唐寅的《七十词》不算错：
“ 人生七十古稀，我年七十为奇。
前十年幼小，后十年衰老；
中间只有五十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
算来只有二十五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 ”
之所以不算错，是因为他先减去前十年和后十年，然后才减去“夜里过”的一半；假如他先减去这一半然后才减前后各十年，那就会犯同样的错误了！

《管锥编》该节列举十几例中外文学片段以申说杨朱的人生苦短论，几乎一半作了这种错误的计算，不由得想起在英语国家流传了几十年的那则笑话。

[注] 据某读者评论，这则原名为“A Day Off”的笑话早在1974年就已出现，但不知原出处或作者。据Alan Dundes, Carl R. Pagter Never Try to Teach a Pig to Sing，“[i]t was collected from a sales clerk in a Bullocks Department store in downtime Los Angeles in 1989.”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1, p115)。目前Google Books上能搜到的最早出现是1976年Wisconsin Department of Administration DOA Today。

2021-10

对钱钟书《管锥编·全三国文卷七五》增补：
--引文始---
康僧会《法镜经序》：“或有隐处山泽，漱石枕流。”按当是“枕石漱流”之讹，未暇检释《藏》勘定。《世说·排调》：“孙子荆语王武子‘当枕石漱流，误曰：‘漱石枕流’。王曰：‘流可枕，石可漱乎？’孙曰：‘所以枕流，欲洗其耳；所以漱石，欲砺其齿。’”御人口给，妙语流传。使僧会早因误(catachresis)见奇，则《世说》不必闻所未闻，大书特书。
--引文终---
康僧会（三国时代首位至东吴弘法的佛教僧人、译经師）可能想说“枕石漱流”，不大可能故意说“漱石枕流”，但既然已见于白纸黑字，后人（晋朝王武子）就想方设法帮他辩解，说“枕流”是头放在水里洗耳，“漱石”是包一口石子儿磨牙。钱钟书认为这是妙语，但还是认为康僧会是犯了用词错误（catachresis）。

增补：
我曾考究过《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楚厉王有警鼓以与百姓为戒。饮酒醉，过而击之也。民大惊。使人止之曰：‘吾醉而与左右戏击之也。’民皆罢。居数月，有警，击鼓而民不赴，乃更令明号而民信之。”怀疑其中“更令明号”当为“更明号令”，白话“重新申明号令”。汉语“明号令”或“号令明”大量见于典籍。许多语言在发展中都出现metathesis即字母或音段换位的现象，如古英语beorht由于r与前面的元音换位成为bryht，后者是bright（“明亮”）的来源。Metathesis的原因是词语的不确定，或言语中的错误，英语的ask（“问”）一千年来就有人说成aks（现只出现于非裔美语中），现在还常有人将cavalry（“骑兵”）误说为calvary。另外，拼音语言中区分词中的音的换位metathesis和词间的音的换位spoonerism（因牛津大学的一名导师William Spooner常犯此错误而得名），但在汉语中两者很难或无法做出区分。钱钟书指出康僧会的错误是catachresis，即“不当使用词汇”，含义不甚精确。“枕石漱流”误作“漱石枕流”具体说就是metathesis或spoonerism的一例，只是汉语语言学中很少用这两个名称。

2021-09

钱钟书《管锥编·九一·全三国文卷四九》讲一词或一语句兼有两种相反的意义（案：语言学上称为contronym、auto-antonym或autantonym），举例： “‘败不羞走’，可兼二意：卷土重来，则‘不羞走’，有远计也；望风苟免，则‘走’而不羞，是厚颜也。”（打了败仗并不因逃走而感到羞愧，以便今后卷土重来；打了败仗则望风而逃，却居然不感到羞愧）

今作一增补：
保尔·柯察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因碌碌无为而羞耻”可兼二意：未虚度年华、碌碌无为，乃无所悔恨与羞耻，如此人生当垂范后世；曾虚度年华、碌碌无为，竟毫无悔恨与羞耻之心，且形之笔墨，诲诱他人曰“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厚颜至此而不自知，古今无人出其右矣！

2021-09

《管锥编·全三国文卷一六》有周振甫拟定标题“古选本每削改篇什”一节，讲古人选编文学作品时肆意篡改原文的恶习。大家较为熟悉的比如贺知章《回乡偶书》之二：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其中“衰”在清·沈德潜《唐诗别裁》中被改为“摧”，因为沈认为“衰”字出韵。今天我们读到的版本大多写“衰”，并建议读为cuī，但偶尔也能见到作“摧”或“催”的版本，如清·蘅塘退士《唐诗三百首》即作“催”。

《管锥编》所列“削改篇什”几十例，最早为南朝·梁·萧统《文选》，其中对《古诗十九首·西门行》多有改动，如将“贪财爱惜费”改为“愚者爱惜费”，虽然嘲笑的对象不变，但句子本义的确改变了。朱彝尊认为这些改变出自“文选楼中学士之手”，似乎要还萧统本人一个清白。

钱钟书学贯中西，通常文中多引西洋文献以资佐证或借以勘比，但该节中没有。这里不妨做一个补充。

玛格丽特·富勒（Margaret Fuller，1810-1850）是美国新闻记者、编辑、批评家、翻译家和女权倡导者（据维基），参与超验主义运动（transcendentalism，美国的一种文学、哲学、思想运动）。该运动最著名的人物莫过于爱默生。据《How Early Feminist Writer Margaret Fuller’s Memoirs Were Rewritten》，“玛格丽特·富勒在19世纪中叶的美国是最被广为阅读的作者之一，但后来男人们为了后代而改编了她的作品。”富勒40岁时在长岛不幸死于海难，连同她的伴侣Ossoli和他们的孩子。不久后，爱默生与他人编辑出版了《Margaret Fuller Ossoli回忆录》。但现代学者认为，该《回忆录》严重歪曲了富勒的为人和事业，爱默生等人抹黑、销毁了富勒的原手稿，重写了她的文字，不断将读者引向她的外貌，并贬低她的作品，而这些作品曾被爱伦·坡誉为“极其辛辣、生动、紧张、大胆、明亮”、“我所熟悉的最好的”。爱默生等人编写的《回忆录》很符合那个时代的读者口味，成为再版十三次的畅销书。不过，JStor这篇文章没有像钱钟书那样具体列举被爱默生改动的文字，也许是囿于文章篇幅吧。

富勒之前还有一位托马斯·鲍德勒（Thomas Bowdler，1754-1825），是“一名凭借出版《家庭版莎士比亚集》即删节版的莎士比亚集的工作而闻名的英国内科医生”（维基，下同）。这个删节工作是他与他妹妹一起做的，以便妇女儿童能阅读简易的莎士比亚文学。这些删改有比如“在《哈姆雷特》中，奥菲利娅之死被提作意外溺毙，略去了要她自杀的提议”，“在《亨利四世，第二部》中，妓女多尔·提尔西特被完全略去；名声稍好些的奎克雷夫人被保留。”本来将两百年前的文字改为当前的通俗语言无可厚非，甚至功德无量，但鲍德勒兄妹二人的改写远远超出了语言的简写，而是对原文内容作了许多修改。后来鲍德勒的名字变成了一个英语词，bowdlerize，意思是删改原文尤其是其中的不雅内容。

2021-08

在中国旅游，导游常给游客说某某山、石、或树长得像什么，在其他国家很少有这种暗示，除非相似度极高，比如冰岛的大象石。这种给某种感官刺激——主要是视觉刺激——赋以某种有意义的解释专门有个词，叫Pareidolia，汉译为“空想性错视”。维基百科举例说“人们常常会将诸如云朵看成动物、人脸、物品等。此外，‘月面人脸’、‘月兔’、音乐倒放、快放、慢放时听到的‘隱藏訊息’等都属于空想性错视带来的幻觉”。

东汉末，洛阳虎贲寺黄土墙壁受雨漏冲刷剥蚀显现出人形（见东汉·应邵《风俗通义》），黄巾军起义前利用这个“黄人”迷信作舆论准备。不知这是否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记录的空想性错视？后世这类例子很多，钱钟书《管锥编·全后汉文卷四一》搜罗颇为详尽，如沈括《梦溪笔谈》记书画家宋迪对一年轻画家说“汝画信工，但少天趣。汝先当求一败墙，张绢素讫，倚之败墙之上，朝夕观之。观之既久，隔素见败墙之上，高平曲折，皆成山水之象。心存目想：高者为山，下者为水……”。达芬奇对墙上污迹有过类似主张（Look at walls splashed with a number of stains, or stones of various mixed colours. If you have to invent some scene, you can see there resemblances to a number of various landscapes etc）。

Pareidolia这个词的词根为希腊词源，与英语词idol（“偶像”）的词根相同，前缀para-表示“旁”、“准”、“副”，因此这个词大概可直译为“副像”，由德国精神病学家Karl Kahlbaum （1828-1899）于1866年建议提出，其实他的原话是“我建议[提议]Nebenbildwahrnehmung、Pareidolia这个词”，可见Nebenbildwahrnehmung（可直译为“副像感知”，或英语para-image-perception）在前，但后世沿用了Pareidolia，忘记了那个较长的德语词。有点让人惊奇的是，博学如钱钟书竟然没有提到这个词，这里不妨做个补充。

2021-08

蔡邕之才究竟如何？钱钟书《管锥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六〇》引南宋王应麟：“……若继成汉史，岂有南董之笔？”说蔡邕大半留存文字为歌功颂德的墓志铭，他本来要续写汉书，但假如真写了，他能像春秋时代齐史官南史﹑晋史官董狐那样直笔不讳吗？又引章学诚：“中郎（蔡邕）学优而才短……”，钱钟书评王、章的评论说“一讥其史德，一讥其史才；观蔡遗文，识卑词芜，二人之论，尚为恕也”，不但同意两位的评价，还觉得他们说得不够。

不过，钱钟书在《管锥编·五九》指出“谓蔡氏为淫媟文字始作俑者，无不可也”。这是在评价蔡邕《协和婚赋》，该赋残缺，但钱钟书根据对偶常用字词和上下文语义推测了遗失文字的内容。这个推测如果成立，钱的评论无疑将使蔡邕在中国文学史上占有一席之地。不过，你也许会说，战国晚期宋玉《高唐赋》（“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乃至《诗经》尤其“郑风”中的几篇岂非更早的淫媟文字？我想关键在于界定淫媟文字的标准。《诗经·郑风·溱洧》显然语意含蓄，虽然它所描写的风俗本身不合后世的教化。《高唐赋》的含蓄或模糊则更毋庸置疑，以致早在宋代如李壁就已怀疑宋玉本无后人引用巫山云雨的隐意，认为它是后世“以喻情欲之事，其亵渎甚矣！”在《管锥编·八》中，钱钟书虽然批评李壁迂腐，但认为“宋赋不无此意”。可见对宋玉原文解读的分歧，即使它“喻情欲之事”成立，也正源于此喻之高度含蓄，只有最讲道学的腐儒才可能勉强将它作为淫媟文字。[增补：《管锥编·全三国文卷一九·七九》“六朝犹不以[‘云雨’]为亵词也”。如此，“云雨”成为所谓亵词的时间范围缩小到六朝后、北宋前。]

2021-07-03

钱钟书《管锥编》勘误一则

《管锥编·二四九全后魏文卷五四》末：
---引文始---
夫悱谐之文，每以“鄙俗”逞能，噱笑策勋；《魏书·胡叟传》称叟“好属文，既善为典雅之辞，又工为鄙俗之句’，盖“鄙俗”亦判“工”拙优劣也①。“鄙俗”而“工”，亦可嘉尚。
① Cf. Thackeray，Letters and Private Papers, ed. Gorden N. Ray，II，668： “You don’t know yet to make good bad verses-—to make bad ones is dull work”.
---引文终---

查Thackeray（萨克雷，1811-1863）原文，这是他于1850年给女儿Anny的信，这一段是
---引文始---
Don't make doggrel verses （打油诗） and spell badly for fun. There should be a lurking prettiness （暗藏的优美） in all buffoonery （滑稽） even, and it requires an art wh. you don't know yet to make good bad verses--to make bad ones is dull work.
---引文终---

其中wh.在其他版本中写作which。萨克雷告诫女儿不要写拙劣的打油诗，不要故作聪明试图写那种好的坏诗，因为那需要艺术才能（art），而他认为他的女儿还不具备那种才能。《管锥编》引文为“You don’t know yet to make good bad verses”，其中大写Y表示句首，但实际是前面有art作从句中know的宾语，省略前文后则语义变为“你不知道要去写好的坏诗”（早期或文学英语中可在know后直接接不定式），不是“你不知道如何写好的坏诗”。

至于什么是好的坏诗，有人专门写过论文，如Don L. F. Nilsen "Humorous American Poets: How To Distinguish the Best from the Worst" 坏的好诗表面好但细读发现有缺陷，好的坏诗则相反。钱钟书的鄙俗而工正是。

2021-06-01

钱钟书罕见地认为自己早年对一句话的翻译“不确”。《管锥编·一八一·全宋文卷六二》：
或譏性靈昏暗者日：“見美德高風而不知慕賞，猶驢之聞琴聲焉” （Tanto apprezza costumi, o virtù ammira, /Quanto l'asino fa il suon de la lira)

晚年对此增订：
【增訂四】原引亞理奥斯多（Ariosto)二語，稍變希臘成諺，非謂驢不解聽琴，而謂驢不解鼓琴、驢與牛不解奏彈樂器，余譯文不確。

两者理解哪种正确？原文作者为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诗人阿里奥斯托（1474-1533），网上能找到英译，如Eleonora Stoppino《Genealogies of Fiction》96页：
he [指Lidia父亲] had as much use for grace and courage as a donkey has for a harp.

但这个翻译显然太过随意，直译的话当为：
He appreciates customs, or admires virtue, / Just as much as the donkey does the sound of the lyre

原文的上文讲英勇的骑士Alceste因Lidia的美丽而爱上了她，但Lidia父亲追求的是贪婪而不是一位贫穷的骑士仅有的财富——英勇，因此拒绝了Alceste对女儿的求婚。这句话出自Lidia之口，她对父亲如此憎恨以致将他与一头畜生相提并论。钱钟书早年理解此处的驴犹如对牛弹琴的牛——不能理解音乐，增订时分析出两种理解：“不解聽琴”和“不解鼓（弹奏、演奏）琴”，并认为原文指后者。这两者有什么区别？不理解听琴应该就是听不懂，不理解弹琴大概是弹琴这种活动和它发出的声音不能被理解。钱先生为这个细节做纠正，我认为没有必要。不但如此，原文l'asino fa il suon de la lira（或直译the donkey does the sound of the lyre）中的fa（或does）其实就是前半句apprezza和ammira（appreciates和admires）即“欣赏”和“敬佩”，为避免重复用词作者用了fa（does），因此，这个增订反而使译文不确，像是将fa（或does）按字面意义理解为“弄”或“弹奏”了。如果硬要纠正，不妨改为：見美德高風而不知慕賞，猶驢之不慕賞七弦琴焉。

2021-05-22

欧美人有时将一些哲言隽语归功于东方某国的民间谚语或某位东方智者的名言。比如It's too late to dig a well when you're thirsty（临渴掘井为时已晚）或Dig the well before you are thirsty。有人说是日本谚语，也有说出自中国。

钱钟书《管锥编》是研究这类问题的好书，因为它几乎最大限度地搜集了某个典故或说法在中外典籍中的出现。其中一六一则列举了如下相关出处：

* 《那先比丘经》：“‘王渴欲饮时，使人掘地作井，能赴王渴不？’王言：‘不赴渴也。当居前作井耳’。”（赴：往救）据百度，《那先比丘经》“产生于公元前1世纪的西北印度”。该经的翻译在东晋时期。
* 《晏子春秋》：“譬之噎而穿井”。西汉刘向编纂，大约成书于战国时期。
* 《黄帝内经》：“譬尤渴而穿井”。成书于战国至秦汉。
假如那句临渴掘井为时已晚的哲言来自中国或日本，原出处应该不外乎以上所列。
但是，《管锥编》增订时指出：
* “古罗马谐剧中亦以‘临渴掘井’为痛苦不堪之事”。语出古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Plautus，约前254年-前184）喜剧《凶宅》（Mostellaria）。

据此，现代欧美人认东方为此哲言的发源地即便符合词源的史实，也数典而忘祖了！

2021-05-22
“道士”即“清道夫”：
网文《钱小豪【救僵清道夫】我的僵尸女友》有段话“这部电影[温暖的尸体]里的僵尸片元素有两个令人心酸的本质转变，一是僵尸形成原因……另一个，茅山道士变成了清道夫”。这让人想起钱钟书《管锥编·一五九》：
“《东观汉记》卷一六记第五伦‘每所至客舍，辄为粪除道上，号曰“道士”’；则‘道士’亦即今俗所称‘清道夫’尔”
（“为粪除道上”：为客人清除道上的粪。百度：“《东观汉记》是一部记载东汉光武帝至汉灵帝一段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因官府于东观设馆修史而得名……作者有班固等）

2021-05-13

汉高祖刘邦死后，匈奴冒顿单于向刘邦遗孀吕后所写的信史称《遗高后谩书》，因为被史家认为这是一通可比为谩骂的无理的信。其中一个细节钱钟书有独特的看法：

——《管锥编·三〇·全漢文卷六三》引文始——
匈奴冒頓《遺高后謾書》：“陛下獨立，孤僨獨居。兩主不樂，無以自虞。願以所有，易其所無。”按《漢書·匈奴傳》上顔師古註：“僨、仆也，言不能自立也”，全失其意。當從顧炎武《日知録》卷二七：“‘僨’如《左傳》‘張脈僨興’之‘僨’，《倉公傳》所謂‘病得之欲男子而不能得也。’”顧氏不欲明言，故借《倉公傳》語示意，謂冒頓自稱“孤僨”，乃“欲女子而不能得”，“有鰥夫見寡婦而欲娶之”耳。“所無”、“所有”亦穢媟語，指牝牡。
——引文终——

单于的“僨”和“願以所有，易其所無”真的是穢媟語？从目前搜到的资料看，这个理解似乎前无古人，尚不知是否有来者。今天通行的理解，前者（“僨”）遵循颜师古“言不能自立”一说，后者（“願以所有，易其所無”）并无隐晦的含义。

另外，据内蒙古师范大学阿尔丁夫的文章《一封被误解两千多年的求婚书——关于匈奴冒顿“使使遗高后”书解读》：

——引文始——
吕后在最初的大怒之后,回复冒顿的＂报书＂并未断然拒绝和斥责冒顿单于的求婚,而只是以年老为由婉言谢绝,冒顿单于收到复信之后,在得知汉朝人当时确实已无＂兄死,弟尽娶其妻妻之＂习俗之后,理解了吕后的苦衷。从冒顿复信时的态度可以看出,其求婚恰是完成作为义弟对独居的嫂夫人尽应尽责任的表现。最终＂匈奴之结解,中国之忧平＂,匈汉和好如初。这次事件中,匈奴方之所以提出,汉方之所以误解,是由于双方都不了解甚至无视对方习俗所致。
——引文终——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那么，理解单于“孤僨”为“病得之欲男子而不能得也”、“願以所有，易其所無”为“牝牡”就显得太富于遐想了。

2021-04-29

《管锥编》提到陶侃《答慕容廆书》，说它引用了《韩非子》自相矛盾的典故“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钱钟书说，假如陶侃说敌人的盾不能挡住我的矛、敌人的矛不能刺穿我的盾，自相矛盾的逻辑悖论就可合理地用于游说之词（“名学之悖论，经点化而成游说之词令，亦复言之成理”）。的确很聪明！后面又提到赫连渤渤（十六国时胡夏开国皇帝）让制弓的工匠用他的弓射制铠甲的工匠造的甲，射穿则杀后者，射不穿则杀前者……

《管锥编》基本上每段讲一个话题，奇怪的是，话题的题目在正文中不标明，但却见于目录，这种做法古今中外实属罕见。比如关于自相矛盾这一段，目录注明“悖论可成好词”，正文却不见。《管锥编》的文字只可慢读，读后要是有个精炼的总结如这个小标题所揭示或提醒就更容易记住。不知为什么作者或编者已费了功夫加标题但只在目录中显示标题呢？读者每读一段落要翻一次目录，造成不必要的麻烦。

关于“话题的题目在正文中不标明，但却见于目录”，在国学数典问网友答“这种目录其实并不罕见。比如：袁珂《中国神话传说》”，并指出蔡田明《管锥编述说》讲到这种“提要编目体式”是周振甫所为，但得到钱钟书首肯。另有网友举埃里克·沃格林《天下时代》或《Order and History》，显示也采用这种提要编目体式。这让我想到读过的希罗多德《历史》，找来看，果然！如目录写“Chapters 1-5 Causes of the war between Greece and Persia - Mythic”，而正文只有号码1、2、等等，没有小标题或称作提要。